产学研的破局点:当教授们开始“不务正业”
上周,在深圳一个不起眼的工厂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场景。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袖子卷得老高,手套上全是机油,正和几个二十出头的技工争论齿轮的咬合公差。旁边是几台呼呼作响的3D打印机,角落里堆着印有“XX大学实验室”字样的空箱子。这不是什么实习基地参观,而是实打实的联合攻关——他们刚解决了一个困扰产线三个月的精密传动问题。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关于产学研的很多漂亮话,都没这个画面来得生动。
说实话,这个词被念叨了多少年了。政策文件里,论坛圆桌上,甚至一些上市公司的年报里,到处都能看见。但真正跑通了的模式,少得可怜。
为什么呢?
象牙塔的墙,不是那么容易凿穿的
象牙塔的墙,不是那么容易凿穿的
前阵子和一个做新材料的朋友喝酒,他直摇头。“高校那套玩法和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他说。企业要的是三个月出样品,半年量产;教授们习惯的是三年发一篇顶刊,解密的是“机理”而非“良品率”。双方就像两个操着同一种语言却无法对话的人。更现实的是,考核机制这根指挥棒太要命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副教授,如果一头扎进企业车间搞横向课题,年底的职称评审会上,那些写着“企业委托、经费三百万”的材料,往往敌不过一篇Science子刊。这事儿能怪谁?体制的惯性,市场的急躁,两头挤。
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年明显有股暗流在涌动。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那些民营经济活跃的地方,产学研的形态正在发生诡异的变形——它不再是政府牵头、搞个挂牌仪式的“拉郎配”,而是变成了一种更直接、更野生的合作。
教授们开始“不务正业”了
这是句调侃,但也是实情。前不久有报道说,某985高校的机器人实验室团队,核心成员集体注册了一个公司,天使轮就拿了几个亿。技术源头是他们研究了十几年的仿生控制算法。这事如果在以前,会被骂不务正业、国有资产流失;现在呢?校方虽然没有公开鼓励,但暗中开了不少绿灯,甚至允许研究生把公司项目当作课题来答辩。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那些锁在硬盘里的专利,再不变现,就该过期了。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我认识一位做自动驾驶感知的博导,这两年大半时间不在学校,反而天天泡在苏州一家零部件供应商的测试场。他把实验室学硕全部派驻到企业,半年轮换一次。学生起初怨声载道,觉得成了廉价劳动力。但最近他们的就业报告出来,薪资一个比一个高,其中最夸张的一个拿了某造车新势力的special offer,直接比同级高出一倍。这位博导私下跟我说:“以前我担心学生毕不了业,现在我担心他们不肯回来了。”——他说这话时,嘴角是压不住的笑意。
高校教授在企业车间调试设备 产学研合作
当然,这不是一条坦途。和产业走得太近,学术独立性怎么保证?科研变成了纯粹的工具,那些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基础研究谁来顶?我承认,这里头矛盾大得很。但换一个角度想,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能不能不要对立起来?有时候,工业界抛出的一个真问题,比若干个基金申请书里的“科学问题”都扎得更深。
旧套路失灵了,新规则模糊却带劲
典型的失败案例每个人都见过:地方政府热热闹闹组织签约,高校拿出几个过气专利,企业象征性投点钱,最后换来一堆无人问津的样机和几篇结题报告。这种形式主义的产学研,除了浪费资源,更恶劣的是败坏了彼此的信任。我甚至见过一家做工业软件的企业,负责人提起某高校合作项目,直接说了三个字:“骗子。”——话很难听,却道出了某种真实。
值得玩味的是,现在涌现出的一些新模式,比如“揭榜挂帅”、“创新联合体”,正在试图破解这个顽疾。不是学校去找企业,而是企业把产线上的难题直接贴出来,谁有本事谁揭榜,不问出身,不讲台阶。去年广东有个模具注塑厂,悬赏500万解决一个微米级变形问题,最终揭榜的团队来自一所非重点大学的工程技术中心,带头人连正高职称都不是。这件事在当地企业群传疯了。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真正的产业痛点上,能打的,往往是那些愿意卷起裤腿下田的人,而不是头衔最光鲜的。
另外,一种更为微观的渗透也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在校研究生、甚至本科生,通过导师的横向课题,很早就接触到产业里最真实、最粗糙、也最鲜活的那一面。他们成了知识流动的毛细血管。我有时觉得,这比任何国家级工程都更有生命力。
产学研联合实验室技术攻关场景
但是,别忘了人才流失的风险。我自己就见过不少闷头搞转化的教授,十年磨一剑,技术出来了,人也快退休了。有时想想,真有点悲壮。不过,越来越多的90后研究者,想法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要的是两手都硬,一边在顶会喷输出,一边在工业界验证。这种复合型的新物种,或许才是未来产学研的真正主角。
所以,产学研的破局点到底在哪儿?不在某个文件,不在某个园区,而在于一个个敢于打破樊篱的人。当教授愿意碰油污,当企业老板愿意尊重实验失败的时间成本,当学生发现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快感可能不亚于发论文——那时候,这道墙才算是真正裂开了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