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导语
“深度融合”是产学研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但真正把“深”字落到实处的案例，远比口号稀少。2025年以来，江苏以“双高协同”为制度切口，推动18家高新区与37所高校结成51对合作对子，试点一年技术攻关项目超1100项、总投入约23亿元。数字之外，更值得追问的是：深度融合究竟深在哪个环节，又是靠什么机制撑住的？本文拆解三个来自江苏不同城市、不同产业赛道的样本，寻找可复用的协同逻辑。
样本一 首芯半导体与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产线验证怎么“嵌”进研发流程
江苏首芯半导体做的是12寸PECVD薄膜沉积设备，长期受困于研发视野有限、验证资源匮乏。传统的校企合作往往止步于“教授来企业讲一次课”或“企业去高校做一次检测”，但首芯的路径不同：江阴高新区将其与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牵线后，5名核心教研人员和8名研究生直接入驻企业实践基地，深度参与设备迭代和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攻关。
深度融合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驻场形态上。高校人员不是“顾问”，而是以准研发人员的身份进入企业的日常攻关节奏。依托高校的产线验证支撑，首芯半导体获批2025年度江苏省科技重大专项，设备作业效率较国产现有设备提升3倍以上。
这个样本的启示在于：深度融合的前置条件是“验证场景的深度融合” 。企业开放产线、高校带入人手，双方在同一物理空间里面对同一组工程问题，知识传递的损耗被压到最低。对于企业技术负责人而言，判断一项校企合作是否值得投入，首先要问的不是对方发了多少论文，而是对方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愿不愿意、能不能够站到产线旁边来。
样本二 上交大苏州智研院与成川科技 从“人才输送”到“技术攻坚”的陪伴式延伸
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人工智能研究院与成川科技的合作，起点朴素得近乎偶然：成川科技做半导体自动化物料搬运系统，创始人希望上海交大的硕士研究生能加盟，智研院先派了2名控制工程方向的研究生入驻企业联合培养。
转折发生在研究生的“准研发人员”身份上。两名学生在投身OHT天车研发时，敏锐发现设备在精度与稳定性上存在提升空间，这一发现把合作从“人才输送”推向了“技术攻坚”。不同于“一锤子买卖”式的技术转让，智研院将联培学生、校内学术导师与企业技术团队串联起来，在Demoline测试线阶段，上交大王景川教授团队长期驻场办公，白天盯测试数据，晚上连夜调整方案。最终助力成川科技攻克OHT天车多个关键技术难题。
智研院执行院长廖鹏的总结值得注意：“真正有效的产教融合，靠的不是简单的供需匹配，而是彼此理解、协同投入、共同愿景下的长期陪伴。”截至目前，智研院累计完成产学研合作经费9115万元，参与合作的教授达56人。
这个样本回答了一个常见的困惑：为什么很多校企合作签了协议就归于沉寂？因为深度融合需要一个“持续在场的中间层” ——在这里是联培研究生和驻场教授团队。他们既不完全属于高校，也不完全属于企业，恰恰是这个“之间”的位置，让技术问题在变成“合同纠纷”之前，先被消化为“共同的工程问题”。
样本三 常州工学院与地方产业 人才在体制间“双向流动”的底层逻辑
前两个样本聚焦项目层面的融合，常州工学院的实践则切入更根本的层面：人的身份融合。
常州都铂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都佩华受聘到常州工学院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后，推动成立“高分子材料联合实验室”，校企共同投入500万元购置研发设备，并面向学生开展“订单式培养”。反方向同样通畅：常州工学院张丹丹等3名博士在江苏乐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科技副总，直接对OLED精细金属掩膜板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
支撑这种双向流动的是一套制度化的“双岗互聘”机制。目前常州工学院“双岗互聘”高层次人才达72名，选聘产业一线高级专业技术人员79人担任兼职教师，120名青年博士在企业从事科研实践。学校近5年拿下71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不少成果直接转化为企业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技术。
更深一层的布局在组织形态上。常州工学院已建成16个产业学院，其中碳纤维新材料产业学院获批工信部“专精特新”产业学院，为企业解决碳纤维制备关键助剂油剂和上浆剂等领域“卡脖子”技术50余项，推动成果转化60余项。产业学院由学校与龙头企业共同建设，教师与企业研发人员形成19个混编科技创新团队，磁悬浮高速电机设计软件、光固化硅基离型剂等成果已实现产业化。
三个样本放在一起 深度融合的“公共解”是什么
把首芯的“驻场攻关”、智研院的“陪伴式延伸”、常州工学院的“双岗互聘”并置来看，三者产业不同、合作深度不同，但共享三条底层逻辑。
第一条，深度融合的起点是“企业真出题”，而不是“高校有什么推什么”。 首芯的需求来自设备迭代中的具体验证缺口，成川的问题最初由驻厂研究生在产线上“看见”，常州工学院的联合实验室由企业总经理带着订单式培养需求推动成立。需求的原生性决定了合作启动后双方投入的意愿强度。工信部在2025年明确的“四个强化”中，第一条正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其现实指向也在于此。
第二条，深度融合需要“中间层”的持续在场。 无论是驻场的研究生和教授团队，还是“双岗互聘”下穿梭于校园与厂区的高层次人才，融合不会自动发生在协议签署的那一刻，它发生在有人日复一日地同时面对学术逻辑和产业逻辑的时候。常州科教城的产科教联盟平台提供了另一组佐证：技术经理人超200名，促成合作额超1.8亿元，其核心功能正是把企业的模糊痛点“翻译”成高校可以接住的课题。
第三条，深度融合的可持续性依赖制度对“流动”的保障。 江阴高新区推出78项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机制，降低中小企业试错门槛；《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明确以企业为主导的成果转化体系，并将转化收益中用于奖励重要贡献人员的比例底线设为净收入的70%；省级层面在研究生招生计划中为“双高协同”试点高校安排专门增量，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工作站申报给予额外指标。这些制度安排解决的不是“要不要融合”的认识问题，而是“融合之后人怎么算、钱怎么分、考核怎么过”的操作问题。
结语
深度融合之所以难，不是因为高校和企业不愿意靠近，而是因为靠近之后需要一套不同于传统科研管理和企业研发的组织语言。三个江苏样本提供的不是可照搬的模板，而是一条共同的检验标准：当一所高校的师生能常驻企业的产线，当一名企业的工程师能站上高校的讲台，当一项成果在转让之前就已经在双方的共同注视下迭代过多轮——深度融合才算真正发生了。 对于正在寻找产学研合作路径的高校团队和企业技术负责人而言，下一步或许不是急于签署一份框架协议，而是先找到一个可以让人“驻下来”的具体问题，再围绕它搭建最小化的协同单元。深度融合的颗粒度，首先在人的颗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