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导语
2025年，中国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存量规模已达14.77万亿元，创业投资基金存续规模3.58万亿元。但另一组数据同样刺眼：早期基金在新募股权基金中的占比仅约2%，高校科技成果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的金额只占“真转化”总额的不到三成。一端是庞大的资本存量，另一端是实验室成果找不到“第一笔钱”。私募股权与产学研的交汇，恰恰发生在这一缺口上。本文梳理2025—2026年私募股权介入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拐点、四类实操模式与退出逻辑，为高校科研人员、企业技术负责人和成果转化工作者提供一份可参照的资本对接图谱。
一、政策拐点：从“鼓励投”到“设计退出”
2025年5月，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首次将“鼓励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写入国家级科技金融政策框架，同时明确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发债融资。三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鼓励创业投资基金与高校院所、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产业化试点单位等合作，“赋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并优化创投基金份额转让流程。
两份文件指向同一个信号：政策的重心不再停留在“呼吁资本投早投小”，而是同时改造资金入口和退出出口。入口端，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于2025年底启动，财政出资1000亿元，存续期20年，不设地域返投要求。出口端，2025年S基金交易额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79亿元；并购退出同比增长77.3%。对于长期受困于“投得进去、退不出来”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而言，退出通道的拓宽正在改变整个出资结构的可行性。
二、四类私募股权正在进入转化链条
第一类：高校系直投基金，从“校友捐赠”转向“躬身入局”。 2025年12月，复旦科创投资基金成立，首期规模10亿元，以直投为主，明确“以复旦生态圈前沿项目为基石”；同步启动的海外基金首期目标规模1亿美元，聚焦天使轮和Pre-A轮，定位“做创业者的首位机构投资人”。复旦科创董事长孙彭军的表述颇具代表性：“面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早期投资空白，具有大学背景的资本理应挺身而出”。同一年，华南理工大学科创产业基金首期募集联动港澳资本形成超30亿元总池，武汉理工大学发起10亿元武理科创基金，上海交通大学设立3亿元AI天使基金。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有十余所知名高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高校正从创投的“人才输出方”变为“资本操盘方”。
第二类：梯次化政策基金，把“死亡谷”切成可定价的阶段。 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的做法提供了一个精细化的样本。自2022年起，西丽湖系列基金下设概念验证基金（3000万元）、中试基金（7000万元）和成果转化基金（1亿元）三支梯次化基金，分别对应成果转化的三个关键节点，投资方向锁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硬科技领域，项目来源覆盖南方科技大学、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清华大学等机构。这一设计的核心逻辑不是“一支基金包打全程”，而是用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匹配不同阶段的技术成熟度：概念验证基金承担最高的不确定性，中试基金解决工程化验证的资金需求，成果转化基金对接商业化条件基本成熟的项目。深圳市2025年发布的《促进风投创投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6）》进一步将“推动设立概念验证基金、中试基金”写入市级政策，意味着这一模式正在从区级实践上升为制度安排。
第三类：“拨投结合”，用财政资金完成私募股权不愿做的“最初一公里”。 南京江北新区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推进的“拨投结合”项目，在操作层面回答了“谁来做第一笔出资”的问题。前期以科研项目经费形式按里程碑节点拨付，团队无需为阶段性生存分心；当技术达到市场认可的里程碑、需要引入社会资本产业化时，前期扶持资金按市场价值转化为股权投资。落地该模式的南京集萃光星科技有限公司，原定两年的技术指标一年达标，阶段性扶持资金提前到账。这一结构的实质，是用财政“拨”的耐心为私募股权“投”的进入创造条件：财政资金承担了最早期、最难定价的风险，社会资本在技术信号明确后接续进入。
第四类：认股权，把高校的“技术贡献”转化为可延迟定价的资本权益。 2025年6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专利产业化+认股权”实践。高校院所在以专利技术作价投入企业时，可选择暂不获取股权，转而持有认股权——未来按约定价格认购股权的权利；待企业成长增值后再行行权。江苏首单落地项目来自复旦大学楚勇教授团队的生物医药产业化主体，南京生物医药分中心以早期项目转化启动资金注入数百万元，同时将早期投入转化为对企业的认股权，“共担风险，共同转化”。对于科研团队而言，认股权降低了成果转化初期因估值分歧而卡死的概率；对于私募股权机构而言，这一工具提供了一种在正式股权投资之前“锁定标的”的合法路径。
三、退出闭环与“耐心”的真实成本
私募股权愿意进入转化链条，最终取决于退出的确定性。2025年退出端的数据给出了一个积极但尚不充分的信号：全年退出案例5211笔，同比上升41.0%；IPO退出近2000笔，并购退出468笔，S基金交易额1179亿元。S基金的意义在于，它让存续期尚未结束的转化基金有机会在中途实现部分流动性，而不必等到IPO“一击定生死”。
但“耐心资本”的培育并不只是延长存续期。当前早期基金在新募股权基金中仅占约2%，而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阶段恰恰发生在产品走出实验室、收入尚未起量的区间。这意味着即便总规模可观，真正愿意配置到转化最前端的资金仍然稀薄。破局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基金数量，而在于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形成接力：财政资金和高校系基金承担概念验证与中试阶段的风险，市场化私募股权在技术信号明确后放大规模，S基金和并购基金则在更长的时间轴上完成退出。只有当每个环节的出资人都能找到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定价依据，“投早投小”才不会停留在口号层面。
结语
私募股权与产学研的结合，正在从零星的“案例”走向可复制的“结构”。高校系直投基金解决“谁来牵头”，梯次化基金解决“阶段匹配”，“拨投结合”解决“第一笔钱的风险归属”，认股权解决“技术定价的时间差”。四类工具各有边界，也各有适用场景。对于站在成果转化一线的科研人员和转化工作者而言，理解这些结构的意义不在于记住基金名称和规模数字，而在于知道自己的项目处在转化链条的哪一个节点、那一个节点上什么样的资本逻辑是可行的。产学研对接的价值，恰恰在于把“找钱”从碰运气变成有坐标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