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导语
长期以来，职务科技成果被困在“国有资产”的严格监管框架里，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在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要求高校院所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这不是又一次“鼓励探索”，而是把试点经验固化为法定义务。对于高校科研人员和技术转移从业者而言，理解这一变化的实操含义，比讨论政策信号本身更有价值。
从“可以试”到“应当做”：赋权改革的法治化拐点
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属于单位，这是《专利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确立的基本框架。过去几年，赋权改革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单位可以把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让渡给完成人，让科研人员带着“自己的成果”去创业或与企业合作。
但试点意味着“可以”，而非“必须”。2020年启动的国家赋权试点中，40家单位三年间赋权成果超4000项，转化合同金额累计超120亿元，比试点前三年增长126%。数据亮眼，但覆盖面有限。真正让这项制度产生系统性影响的，是立法层面的确认。
江苏此次修法的关键条款在第十一条：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等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工作。省科技厅副厅长刘波在发布会上明确，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在法规中明确要求高校院所开展赋权改革，而非仅仅“支持”或“鼓励”。从“可以”到“应当”，一字之差，意味着赋权不再是少数试点单位的特权，而是全省高校院所的法定义务。
赋权之后，转化流程到底变了什么
对一线科研人员来说，最关心的不是法条措辞，而是“我做转化的时候，手续能不能少一点、收益能不能多一点、风险能不能小一点”。新条例在这三个维度上都给出了具体安排。
**权属变了，决策链条就短了。**过去成果转化涉及国有资产处置，评估、备案、审批层层过关，一个项目走完流程少则数月。赋权之后，科研人员成为成果的共有人或权利人，转化决策的自主权大幅提升。北京工业大学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技术项目”是一个可参照的样本：11项专利评估价值1260万元，学校将85%的所有权赋予完成人团队，双方共同作价入股设立公司，从赋权到公司注册完成仅用了较短周期。西北工业大学罗剑团队的薄膜铂电阻项目同样受益于单列管理——转化前的职务成果只在知识产权台账登记，不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团队“敢转”的底气正来源于此。
**收益分配有了硬底线。**条例明确，成果转化收入全部留归单位，对做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标准不低于净收入的70%，且不受绩效工资总量限制。这一比例高于国家层面的一般要求，传递的信号很清晰：转化收益的大头归创造者。叠加现有的个税优惠政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科研人员实际到手的收益有了实质性提升。
**“先使用后付费”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承接门槛。**赋权不只是把成果给科研人员，还要让企业接得住。条例支持高校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将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对于技术需求明确但资金有限的企业，这意味着可以在正式支付许可费之前先验证技术可行性，把“先谈钱”变成“先用起来再说”。
企业主导不是口号，需要制度接口
条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表述值得注意：“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这句话如果只停留在文件里，很容易变成空话。真正让它落地的，是配套的财政激励和转化方式设计。
天津理工大学与深圳斯多福公司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可拆解的案例。双方共建的斯多福先端材料研究院，由企业提出技术需求、投入研发资金，研究院以技术开发合同形式委托学校团队攻关。对于产业化前景良好的成果，研究院在完成概念验证后投资成立新公司，袁志好团队的水系锌碘电池项目正是通过这一路径实现了“赋权+作价入股”。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企业不是等到成果成熟了才介入，而是在研发阶段就带着需求进来，成果的“承接对象明确”恰恰是赋权的前提条件之一。
对于正在寻找技术解决方案的企业技术负责人，这里有一个可操作的思路：与其在成果库中盲目搜索，不如关注那些已完成赋权、承接对象尚未锁定的项目。赋权完成的成果，完成人拥有明确的转化决策权，沟通链条短、决策效率高。在产学研平台上对接这类成果，成功率通常高于对接权属仍完全归属单位的项目。
冷静看待：赋权不是万能药
需要提醒的是，赋权解决的是“权属和动力”问题，并不自动解决“成果质量”和“工程化能力”问题。科技部七司副司长秦浩源在2025年的访谈中坦承，科技成果转化仍存在对高质量成果创造和转化激励不足的问题。赋权让科研人员愿意转，但成果本身是否具备产业化条件、是否有企业愿意接，是另一回事。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赋权的负面清单。条例明确，对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职务科技成果不纳入赋权范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这意味着并非所有成果都能走赋权通道，涉及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仍需遵循原有管理路径。
结语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从2020年的40家试点单位，走到2026年的全省法定义务，用了不到六年。对于高校科研人员，这意味着“自己的成果自己做主”从个案争取变成了制度保障；对于企业，这意味着对接高校成果时有了更清晰的谈判对象和更短的决策链条；对于技术转移从业者，这意味着服务重心需要从“帮老师跑审批”转向“帮老师找场景、找资本、谈条款”。
法治化只是起点。赋权之后，概念验证的钱从哪里来、中试平台谁来建、尽职免责的边界怎么划，仍然是每一桩具体转化案例中绕不开的问题。制度框架已经搭好，接下来的事情，是在一个个实验室和车间里完成的。
关键词：职务科技成果 赋权改革 科技成果转化 产学研合作 技术转移